隱私泄露有時是黑客的「杰作」，但更多時候，那些被我們信任的企業，往往成為泄露數據的源頭。

即便在涉及個人信息交易時，我們都會謹慎選擇規模較大的正規企業，最后卻像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們的隱私。

房屋中介詢問租期到了要不要找出租房，招聘網站詢問要不要換工作，網校詢問要不要考注冊會計師，移民機構詢問要不要赴海外投資&helpp;&helpp;偶有詐騙電話，情節拙劣讓人哭笑不得。

顯而易見，我們的隱私數據被他人獲取了，但是如何獲取，被盜或是被買賣，該如何保護這些數據，是否有法可循?對于大眾來說，至今仍是無解謎題。

從無到有的法律建設不久前諾頓委托獨立研究機構 The Harris Poll 對全球 16 個市場，超過 16000 名 18 歲以上個人用戶進行在線調查，發布了《2018 年諾頓網絡安全調查報告》。

對中國過用戶的調查結果顯示，2018 年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中國消費者曾遭遇身份盜竊，近 7300 萬人受到影響。

在今年的 315 晚會中，電話詐騙產業鏈被曝光，涉及 APP 安裝(隱私截取)、探針盒子(隱私下載)、大數據分析(隱私數據整理)和 AI 語音電話騷擾(隱私變現)等一系列對個人信息有組織的侵犯。

個人信息問題首次出現在 315 晚會是在 2012 年，中國電信被曝群發垃圾短信出售信息通道，之后更是多年榜上有名;2013 年，高德地圖被曝位置共享服務會違規收集用戶信息，網易郵箱被曝根據用戶郵件內容分析用戶習慣并發送精準廣告;2014 年，大唐旗下高鴻等公司被曝向智能手機植入惡意程序等問題，不僅會惡意扣費，還會泄露用戶的個人信息;2015 年，中國移動、鐵通被曝為騷擾電話提供支持，招商銀行、工商銀行等銀行內部員工被曝泄露出售客戶信息&helpp;&helpp;315晚會上對電信詐騙的報道被點名的企業不乏知名企業和行業巨頭，恰如冰山一角，過去十幾年中不為人知的對用戶數據的濫用只會更多。

這讓中國人對企業的信任不斷下降的同時，對隱私泄露的不安也日益提升。

諾頓的報告顯示，50% 的中國受訪者對政府保護個人信息的能力表示信任，對金融機構只有 24%，而對電商只有 11%，社交媒體更是低至 8%。

諾頓報告中中國受訪者對機構的信任度雖然互聯網便利了人們的生活，但消費者在獲得便利的同時，安全感卻再在逐漸消失。

針對個人信息泄露、騷擾信息泛濫的情況，2014 年 3 月重新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的原則。

其中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消費者同意。

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公開其收集、使用規則，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信息。

第 3 款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或者請求，或者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

這一立法顯示，隱私保護在我國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民眾作為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實際早在我國立法之前，這一問題在國際上就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早在 1980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就頒布了《隱私保護與個人信息跨國流通指南》，隨著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與地區也紛紛出臺相應法律，比如 2012 年新加坡國會發布的《個人數據保護法》，2013 年 4 月 25 日香港特區發布的《香港隱私保護條例》等。

相比之下，我國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正從無到有，處于不斷完善的階段，僅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少數條款顯然不足以覆蓋范圍越來越大的隱私保護問題。

2017 年 6 月 1 日，我國正式實施《網絡安全法》，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規范網絡安全管理方面問題的基礎性法律，共有 11 條條款定義個人信息保護的保護規定。

其中第 22 條、41 條、44 條和 45 條，要求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時，要向用戶明示并取得同意，不得超范圍濫用個人信息，不得已非法方式獲取、提供和出售個人信息。

第 43 條規定，個人有權要求網絡運營者刪除和更改其個人信息。

不過《網絡安全法》大多只是原則性規定，且個人信息保護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網絡信息安全，仍有許多不足。

而一年后實施的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被認為是史上最嚴苛的數據保護法案，以及隨后在 2018 年 6 月 28 日經加州州長簽署公布的《加利福尼亞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案》(CCPA)，條款都更加全面和細化，為我們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范本。

對比我國《網安》法中相應條款，GDPR 和 CCPA 都對個人信息作了比較廣泛地定義，強調個用戶對個人信息的自決權，新增了數據可攜帶權、刪除個人信息權等，并規范了企業處理數據的行為，比如要求企業告知用戶收集、使用、共享數據的具體信息，強化了企業和數據相關的責任，并設立較為嚴格的處罰，但也設置了多種合規路徑，鼓勵數據以合法的途徑流通。

兩者間的不同之處在于，GDPR 和《網絡安全法》有所類似，都是基于監管者的立場，強調有關責任主體主動規范數據處理的行為，對數據保護的規定更為全面;CCPA 更側重規范數據的商業化利用，基本是消費者隱私保護的內容，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發點類似。

相比較之下，GDPR 要更嚴格和全面，涉及的對象范圍也更廣，對象是任何擁有歐盟公民個人數據的組織;CCPA 主要針對達到相應體量(年度總收入超過 2500 萬美元，或為商業目的購買、出售、分享超過 50000 個消費者、家庭或設備的個人信息，或通過銷售消費者個人數據取得的年收入超過總收入 50%)的處理加州居民個人數據的營利性實體。

在規定企業合規使用用戶數據的界限上，GDPR 在第六條規定，企業需要主動獲取數據主體即用戶的明確同意，個人對其數據有知情權，刪除個人數據、限制處理個人數據等相關權利，同時有「合法利益」的概念。

在預防犯罪、欺詐監測、員工背景調查和收集分析明星數據等情況下，證明「合法利益」的企業可以不經同意合法處理個人數據;在 CCPA 中沒有「合法利益」這一概念，消費者有權要求企業披露收集個人信息的類別和具體要求、目的以及信息共享的第三方，并有權選擇不出售個人信息和要求企業刪除收集的個人信息等。

對于數據跨境，GDPR 的有嚴格的規定，而 CCPA 沒有進行限制，這與美國相對鼓勵數據流通有關。

但對于違規行為，處罰的力度都很大。

GDPR 規定企業會面臨最高 2000 萬歐元或上一財年全球營業額 4% 的行政處罰(以較高者為準);而 CCPA 規定企業會面臨支付給每位消費者最高 750 美元的賠償金以及最高 7500 美元的罰款。

自 GDPR 開始執行之后，Facebook、Google 等巨頭都相繼收到巨額罰單，對于隱私保護的政策爭議也一直未停止。

3 月下旬，阿里巴巴羅漢堂曾邀請全球頂尖學者進行三天閉門的會議，討論隱私與數據治理的問題。

據《錢江晚報》報道，即使是來自歐美的學者，也普遍對 GDPR 表達了一些擔心。

比如法國圖盧茲經濟學院教授 Jean Tirole 就認為，GDPR 太過復雜，如果不允許收集數據，就類似于「想倒掉洗澡水，把寶寶也潑出去了」，甚至有學者將 150 多年前英國頒布的《紅旗法案》與之相比較，《紅旗法案》旨在保護汽車司機和乘客的安全，卻也讓英國錯過了汽車產業的騰飛。

美國伯克利大學教授 Jim Dempsey 則表示，現在針對隱私的政策大多基于假設，「我們現在缺乏足夠的經濟學、社會學層面對隱私問題的研究」。

亞洲商業法數據隱私項目負責人 Clarisse Girot 說：「關于對數據的保護，一個國家單槍匹馬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司法管轄區域，共同的相互協作。

目前，什么叫相互協作、相互運作、相互運營，這些詞眼對我來說也并不是特別清楚，但我相信未來是清楚的。

博弈中曲折前進回到國內，在《網安》法之后，我國同樣在不斷推進相關的制度建設。

《個人信息安全規范》就是目前主要針對個人隱私保護領域，進展較快的標準。

雖然不具備強制性，但對處理個人信息和各類組織提出了具體的保護要求，也為制定和實施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奠定了基礎。

今年 2 月初，經過修正，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的《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范(草案)》針對個人信息面臨的安全問題，規范了個人信息控制者在收集、保存、使用、共享、轉讓、公開披露等信息處理環節中的相關行為。

在這份標準之中，同樣充滿了利益的博弈和妥協。

從標準起草單位和主要起草人來看，既有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清華大學、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等政府、學術機構，也有阿里巴巴(北京)軟件服務公司、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阿里云計算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等企業。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企業對于個人信息保護責任邊界到底在哪兒」，是起草組爭論的核心問題，起草組成員、阿里巴巴安全部總監鄭斌回憶，這個問題起草組討論了近一年的時間。「我們每兩個月左右會開一次討論會，大概討論了五六次，每一次這個問題都會提出來。」爭論的重點，是個人信息在數據流轉時，企業所要擔負的責任。

對企業來說，理想的結果是企業只負責自己掌握的個人數據不出現泄漏、濫用等安全問題，而經過用戶授權，流轉到第三方的數據出現問題時，企業不承擔法律責任，即，前普遍的存在授權鏈即可的觀念。

而學術專家更傾向于，企業應該對自身搭建的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能力進行充分的評估，并為合作伙伴承擔責任。

例如劍橋分析曾經利用 Facebook 上 5000 萬名用戶資料進行分析并進而影響美國大選，Facebook 就因此遭到美國、歐盟等多方質詢。

一個現實是，即使過程完全合規，絕大部分用戶實際并不會去看動輒幾千字的用戶協議，因此「同意」并不意味著「知情」。

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季旭在《支付寶年度賬單反思錄》一文中談到，我國個人信息收集的原則是「告知—同意」規則，即信息控制者和信息處理者在收集、處理數據前需事先告知用戶，并得到用戶明示或默示的許可同意。

這一規則源于美國，被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認定為線上隱私保護的「最為重要的原則」。

并且有告知成本低廉(只需發布統一的隱私條款)，尊重個人意愿，監管模式簡單等優點。

但實踐證明，很少有用戶閱讀隱私條款，即使用戶閱讀了冗長的隱私條款，也很難理解復雜的法律術語以及隱私條款的含義，最后，用戶難做出理性的判斷。

尤其當談判桌的另一端，坐著的是理性、商業化、法務體系健全的企業時，看似均衡的天平就完全失衡了。

很多消費者甚至沒有注意到這一行字因此，讓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類似在追求「結果正義」，而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更高的成本和風險，是難以接受的。

因此，直到最后，爭論雙方也都沒有說服另一方，只能在許多條款中達成妥協。

不過即使如此，在《規范》起草組成員、中國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長左曉棟看來，這依舊是有著積極的意義。

盡管《規范》是國家推薦性標準，不是強制性標準，不具備法律強制力，缺少實踐性，也缺少技術上的可執行性。

但至少填補了我國相應體系的部分空白，為判斷合規性提供了一個標準，而且可以通過實踐不斷地改進，也為以后相關法律的起草、發布和實施奠定基礎。

中國用戶的隱私意識正在不斷覺醒，《諾頓網絡安全報告》中數據顯示，85% 的中國受訪者比以往更關注自己的個人信息安全，90% 希望為之做些什么，但 66% 的都不知道能怎么做。

目前缺失的，正是相應法律法規的建設，以及企業對用戶信息保護的重視和積極參與。

隨著整體生態的不斷改善，一個重視用戶隱私安全的商業環境，將更有利于良性的商業競爭和發展，也最終將反饋給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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